劉永加

兩宋時期，長江航運業十分繁榮，首先是官辦航運，每年漕運長江流域的糧食600多萬石，遠超唐代。除漕糧運輸以外還組建了綱運船隊，有鹽、茶、絲綢、銅、錢等綱運專業船隊。

同時，船運發展也使得長江成為宋代的黃金大動脈，帶動了上中下游的航運、制造、農林、港口、城市等經濟的大發展，長江成為當時一條“經濟走廊”。

上游制造業發達

長江是巴蜀地區的物流干道。宋代長江航運在物流運輸中承擔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巴蜀地區的貨物因此源源不斷地走向了全國各地。貨物輸出的大宗產品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朝廷所需的綱運物資，一是商業流通的物資，主要包括食鹽、藥材、木材、紡織品、蔗糖等。

因航運業的快速發展，長江上游沿岸中心城市，因起水運的優勢，城市商貿活動空間延展得更為廣闊，漸漸成為交通運輸中心和商業流通的集中點。

重慶（巴郡）屬于川東的“大州”，“比屋聚紛蟻”，城市人口在巴蜀地區位居第二，“亞兩蜀善郡”；商流物流極為繁忙，所謂“二江之商販，舟楫旁午”。宋代的重慶不僅是四川東部的交通中心，也是商業貿易中心。工業方面，包括合州的造船、涪州的制鹽、重慶的釀酒均較發達，南宋朝廷設有酒務掌管重慶釀酒。紡織品有葛布、麻布、絹等。制瓷業也甚為發達，重慶瓷器最有特色的是全國著名的天目瓷，即上黑釉的瓷器。重慶的水陸交通相當發達，時人亦言“商賈之往來，貨泉之流行，沿沂而上下者，又不知幾。”

瀘州。

其他的城市也都因長江而發展。瀘州，擁有長江與沱江交匯的便利，是川南地區的經濟中心，是長江水路的重要港口，在宋代已是“商賈輻輳，五方雜處”，尤其是井鹽業發達。

烏江、長江交匯處的涪州，因有舟楫之會，“人煙繁峽內”，南宋川東著名學者陽枋有詩稱涪州“兩江波上千家月”，這些詩句說明了當時涪州城區人口還是較為稠密的。

烏江源百里畫廊。

夔州，當時四川東部的經濟中心，它扼守四川長江的咽喉，是川東的交通孔道。吳蜀百貨皆由此中轉，商業繁榮，是宋代四川對外貿易的港口。水上交通的繁榮促進了造船、修船業的發展。由于夔州扼守夔門，仍被譽“為一路都會”。宋代長江上游中心城市的發展，為農產品開辟了銷路，有利于巴蜀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

同時，長江上游大量人和物的遠程流動，促進了造船業的發展。重慶與成都巴蜀的兩大都會，在漢代就是造船重地。

此后，造船業愈益發達。到了宋代，巴蜀地區造船的訂單，有的來自政府。乾道初，為了馬綱的運輸，朝廷令夔州路造船。那時，巴蜀地區的造船技術有了很大的發展，可根據功用不同及市場需求，打造不同型號的船只。主要有兩種，江船和入峽船，前者可載重2000石，后者載重1600石。造船地區主要分布在嘉州、瀘州、敘州、眉州、黔州。陸游在《入蜀記》記載曾在三峽地區乘過一種叫艬船的體型較小的船，底闊而輕，便于過灘，這種船就屬入峽船。

長江上游運輸業的發展，催生了專事水上交通運輸業這一職業群體。三峽地區險灘多，行船風險大，原住居民熟悉水道水勢，他們從事水上運輸業有著獨特的優勢。宋人江鄰幾說：“峽江船須土人撓水勢行之。”這也成為三峽地區較為貧窮百姓擺脫貧困的途徑，“為人操舟”成為他們的獨門技術，農業已不再作為其生活的唯一來源。陸游《入蜀記》載，當時他入蜀時乘坐過可運一千六百斛糧食的貨船，這些船只從事長途運輸業，甚至有來自上游嘉州（今四川樂山），其中嘉州人王知義的船遠駛至長江下游地區的鎮江地區；還有嘉州來的船主趙清，他雇傭了同鄉王百一、程小八等人搞起了船運業。船運業的興起，還應運而生地出現了蜀人開設的修船業，在長江中上游沿岸的城市不少人從事這一職業。此外，還有一些從事貨物裝卸的“灘子”和在險要處挽船拽航的專業人夫等職業。

顯然，宋代長江中上游的航運業發展，對于川中物資往內地運輸，促進國家繁榮發展，帶動川中的各項產業以及沿岸經濟的大發展，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中游商貿云集

兩宋時期長江流域商舶販運興盛，茶、鹽、糧、瓷、絲是傳統的最大宗商貨，此外還有木材、藥材等土特產品，都是經過長江運往全國各地。所以，長江中游沿岸地區交通運輸條件優越，進而成為宋代重要的商業貿易區域。宋代學者楊時在給友人的信中曾說：“夫荊湖，望高地重，譬之據九達之街，舟車之會，四方百物，蓋銜尾結轍而至。明現翡翠，夜光之璧，照乘之珍，為不乏矣。有人于此持千金之資，坐市區，售奇貨，宜無不獲也。”這段話記載了長江中游沿岸地區地理位置優越、物資豐富、市場興旺、商貿繁榮的景象。

武漢黃鶴樓。

長江中游，地處湖楚通衢，西入川蜀，東接徽吳；且置南北要沖，物資運輸繁忙，帶動了中游地區商業的繁榮。兩宋時期，這一地區的江陵、岳州、鄂州等商業都市迎來了有史以來的鼎盛時期。

尤其是鄂州在唐代的發展已很引人注目，入宋之后發展更快。南宋戴復古作《鄂州南樓》詩載：“江渚鱗差十萬家，淮楚荊湖一都會。”就是寫到了鄂州的繁盛。據史載，淳熙四年鄂州南市發生火災，焚燒一千多家。淳熙十二年鄂州大火，一萬多家被焚。紹熙三年鄂州火災，焚燒民居八百家，市井樓簾蕩然無存。嘉泰四年，鄂州南市火災，焚燒民居五百余家。這些頻發的火災記載，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鄂州的發展規模之大，可見“江渚鱗差十萬家”正是寫實。

鄂州作為當時長江中游沿岸最大的城市之一，宋代時已經呈現出商業大都市的氣勢。陸游于乾道六年路過鄂州，他看到了鄂州是這樣的“泊稅務亭，賈船客舫，不可勝計，銜尾不絕者數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市邑雄富，列肆繁錯，城外南市也數里，雖錢塘、建康不能過，隱然一大都會也。”“民居市肆，數里不絕，其間復有巷陌，往來憧憧如織蓋四方商賈所集，而蜀人為多。”從陸游的這些記述中，不難看出宋代鄂州商業貿易的繁盛情況。

淳熙四年，范成大也曾經經過鄂州停留數日。他見到的鄂州比陸游所見的更盛：“出大江，午至鄂渚，泊鸚鵡洲前南市堤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數萬家，廛闬甚盛，列市如櫛，酒壚樓欄尤壯麗，外郡未見其比，蓋川、廣、荊、襄、淮、浙貿遷之會。貨物之至者無不售，且不問多少，一日可盡，其盛壯如此。”他登上黃鶴山南樓，只見南市緊臨其下，“邑屋鱗差”。

鄂州西山。

鄂州市場以南市最為繁華，店鋪林立，酒樓壯觀豪華。南市的貨物吞吐量相當大，各地通過長江轉運來的貨物，不論多少，都能很快銷售一空。除南市以外，鄂州州城其他地方也很繁榮。“下闞南湖，荷葉彌望，中為橋，曰廣平。其上皆列肆，兩旁有水閣極佳，但以賣酒。”

直到南宋末年鄂州商業貿易仍然繼續增長。元郝經《青山磯市》詩載：“舉羅到武昌，相望兩舍許。井邑聯亙長，橫斜纏水滸。青山一聚落，中道勢幽阻。通衢萬家市，巴商雜越旅。”據郝經的詩歌記載來看，當時鄂州聚集有川蜀、江浙地區的不少商人，井邑、集市、聚落呈現出繁榮興旺的局面。

江陵是長江中游沿岸地區另一個商業大都市，位居沖要，“即西川、江南、廣南都會也。”北宋的江陵，商業貿易十分興盛，南來北往的商賈都在此交易貨物，“北客隨南賈，吳檣間蜀船。”江陵城南的沙市，號稱舟車之會，“大商輻湊，居民比櫛。”聚集了不少商人，來來往往，十分喧鬧，“沙頭煙漠漠，來往厭喧卑。野市分獐鬧，官船過渡遲。”

北宋末在江陵居住過的胡寅回憶當年景況寫道：“平時十萬戶，鴛瓦百賈區。夜半車擊轂，差鱗銜舳臚。”通過商貿狀況的描述來看，江陵足以與當時其他商業都市一比高下，它和鄂州一樣，是當時全國少有的稱得上繁榮的商業都市之一。

下游港口密集

長江下游與南北大動脈運河交匯，且地處我國最發達的地區，因此航運事業發達，港口林立，輻射帶動作用巨大。

蕪湖是長江下游靠上的重要商港，位于青弋江的入江口。蕪湖港地位十分重要的原因，因為它是自池州至建康府間雁汊、池口、施團、蕪湖、采石、建康六大商稅場務之一。并且其在長江下游諸港中港口條件也是最好的，“沿江稅場如江州、蘄口、蕪湖以至池州、真州，皆有岸夾依泊客舟”。

蕪湖是江東路數州進出長江的通道，也是浙西路除運河外另一重要的進出長江的水道。據《都城紀勝》記載，黃池鎮成為堪與沙市鎮并提的重要商業大鎮，就得益于蕪湖至太湖通道。蕪湖港可以通過青弋江聯系宣州（寧國府）、廣德軍，更重要的是通過蕪湖水，經過固城湖，“西與太平州接界”，“東經五堰，自常州宜興縣界流入太湖”即越銀林等五堰，入荊溪，通太湖和運河，“太平州蕪湖縣其南有水通大江，其水自蕪湖東至黃池鎮，又東至銀林，遂絕不通。自銀林十八里謂之東壩，有水徑溧陽、宜興入于太湖。”通過銀林堰可使“蕪湖之江常徑溧陽、宜興以入于震澤”。

南宋岳珂《曉過固城湖》詩中有“放船快度固城湖，十幅輕帆日未晡。東望金陵千嶂遠，南浮銀壩萬艫趨”顯然就是自蕪湖水西來，過固城湖，越銀林堰，經荊溪東下太湖的行程。南宋都城杭州成為漕運和商業中心后，而運河常有枯水的情況，蕪湖經銀林入太湖的水道成為了杭州物資輸送的重要通道，此運輸通道在南宋時是十分繁忙的。

建康港不僅是長江沿岸的重要集散地，還是江東路的首府，其重要性自不待言。長江東下西上的船只一般都會在此停泊。建康通過溧水，經荊溪，可通太湖。乾道三年周必大自浙西入江西，走荊江、溧水到建康入長江，走的就是這條道路。而自浙西經荊溪而來的商旅行人在銀林、東壩可西通蕪湖，北通建康。因此，建康港在當時輻射帶動作用也是十分顯著的。

鎮江港處于長江與運河的交匯處，北宋時浙西經濟繁榮，上供及商業往來頻繁。南宋時，杭州成為都城，運河作為杭州的運輸生命線，鎮江的樞紐地位更進一步提升。早在北宋時，鎮江的港口條件還比較簡陋。政和六年，宋徽宗下詔令指出：“鎮江府旁臨大江，舟楫往來，每遇風濤，無港河容泊，以致三年間覆溺凡五百余艘。”因此，他令疏浚鎮江城西的舊河，供船只停泊隱避。南宋時“國家駐蹕錢塘，綱運糧餉，仰給諸道，所系不輕。水運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鎮江則入閘，經行運河，如履平地，川廣巨艦直抵都城。”鎮江往來舟船甚多，“慮二閘（甘露港上、下二閘）之間不足以容多舟也，視北固之址有陂澤，則又通之為秋月之潭以藏舟焉。”所以，北固山下的甘露港“可容米舟二十萬石”，港口建有石閘，“風濤所不及”，是一大良港。淳熙六年，知鎮江司馬伋又“浚海鮮河，使舟船有艤泊之所”，大大改善了鎮江港的條件。

再往下游的江陰港，不論北宋還是南宋，長江內河航運的主要方向是由長江轉運河，江陰港在內河航運中的地位也十分重要。首先，江陰港在長江內河港的功能突出，當鎮江運河閘枯水，船只難以從鎮江閘進入運河時，會東下江陰，從江陰經幾條河渠轉入運河。紹興二十九年，“以運河春冬水涸，詔江湖諸路糧舟皆自鎮江府轉江陰而來。”嘉定六年，也因“鎮江閘口河道淺塞，不復通舟，凡有綱運，悉自江陰寬轉，由五鴻堰以入運河。”五鴻堰又稱五瀉堰，直通江陰的申港和利港，進入長江。

江陰。

再一個，江陰作為海船進入長江的重要貿易港，在海上航運與內河航運的中轉上比其他港口有著優越的天然條件。閩廣商人從海上進入江陰、鎮江、江寧（建康），江陰聯系海路最緊密，“連江接海，便于發舶，無若江陰”。王安石曾描寫江陰的海上貿易云：“黃田港北水如天，萬里風檣看賈船。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間魚蟹不論錢。”正因為如此，紹興十五年，“江陰軍依溫州例置市舶務，以見任官一員兼管”。

圖片源于：中國水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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