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歐班列（成渝）開行突破10000列。

中國（四川）自由貿易試驗區川南臨港片區。

以成渝雙子星為代表的西部地區發展正在向縱深推進。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王義桅，4月16日在接受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專訪時表示，成渝地區發展的逐步升級背后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升級，作為西部地區“領頭羊”，成都和重慶正在由偏保守的文化向“走出去”的開拓型文化轉變。

成渝應該錯位競爭、協同發展，站在改革開放新前沿，在“一帶一路”引領下“走出去”，“以前是做貿易、做加法，現在要做投資、做乘法。”

中歐班列（成渝）開行突破10000列

新華絲路網數據，2019年，中歐班列（重慶）重箱折列超1500列，位居全國第一，運輸貨值也位居全國第一。截至目前，中歐班列（重慶）累計開行超4500列。

經過6年多運營，中歐班列（成都）累計開行超過4600列、年復合增長率達120%，成為全國運行最穩定、運行時間最短、發班頻率最高的中歐班列，累計帶動217億美元進出口貿易。

2020年3月27日上午，中歐班列（成渝）開行突破10000列。

3條西部陸海新通道

2019年8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西部陸海新通道總體規劃》，明確建設自重慶經貴陽、南寧至北部灣出海口，自重慶經懷化、柳州至北部灣出海口，以及自成都經瀘州（宜賓）、百色至北部灣出海口三條通路，共同形成西部陸海新通道的主通道。

“一帶一路”引領 成渝雙城應積極“走出去”

從“一帶一路”的角度看，成都和重慶的表現如何？對此問題，王義桅以中歐班列為例予以了分析。

王義桅表示，過去是東部帶動西部發展，東部地區始終處于產業鏈的高端，西部地區則處于供應鏈的中下游，過于依賴東部或者沿海地區。直到“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內陸地區成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帶，不再依靠東部的帶動，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西部也在帶動東部，兩者更為互聯互通。在這樣的局面下，我們的思路也在調整，比如成都可依靠航空，發展為無水港口。

相對成都，重慶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一度先聲奪人，中歐班列始發于重慶便是一例證。重慶是國內重要的內陸港口城市，有大量的制造業，尤其像平板電腦、智能手機等，以前通過傳統的海上運輸，從重慶進入長江到上海，再發貨到歐洲。但隨著全球產業鏈越來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需要提高生產運營效率，就開始考慮直接從歐亞大陸將貨物運輸到歐洲，而這便是中歐班列開行的初衷。貿易方向繞開了海洋，直接通向歐洲，縮短了運輸時間，未來可能還會進一步縮短。如此一來，重慶的比較優勢就出來了，還帶動了其他一些內陸城市開啟中歐班列，比如波蘭到成都的班列就很活躍，這便是示范效應以及“領頭羊”的角色作用。

開發第三方市場 成渝應錯位競爭協同發展

成都、重慶這兩個“一帶一路”的節點城市，如何進行差異化發展？又如何作為優勢互補的整體，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實現“1+1＞2”？

對此，王義桅表示，兩個城市應該錯位競爭、協同發展，不僅在國內，對國外也應分工協作、聯動發展。重慶和成都有不同的比較優勢，比如成都的電子信息產業比較多一些，跟歐洲的合作更多一些，而重慶在傳統制造業如汽車產業等方面比較有優勢，兩者可以協同發展、更積極地走出去，比如說在非洲投資，成都和重慶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另外，中國和歐洲提出了中歐合作開發第三方市場，而成都跟歐盟的緊密聯系，就可以轉化為開拓第三方市場的效應。中日關系的改善，也會推動日資企業在重慶的投資。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疫情進一步推動了人工智能、大數據、互聯網經濟、電子商務等方面的發展，這次機遇一定要抓住，中國的城市要迅速走向世界，確立在數字領域的話語權。

互聯互通模式下 成渝地區需要抓住機遇轉型

2019年8月，國家發改委印發了《西部陸海新通道總體規劃》。王義桅認為，此規劃將為成渝地區的發展帶來非常大的機遇，或可實現乘數效應。

王義桅說，陸海新通道的思想非常體現新時代互聯互通的效應。當今世界不再強調分割陸權、海權、內陸經濟、沿海經濟，而強調互聯互通的模式。在這個模式上，成渝通過陸海大通道，將帶動整個西部到西南部的大連片經濟建設，然后走向歐洲、東南亞。

比如，云南正積極地實現東南亞到南亞的連接，而往北邊延伸就到了成渝；中國知名的兩個白酒品牌，四川的五糧液和貴州的茅臺之間通過酒文化連接，川黔之間可實現更大的產業化。

另外，成渝地區也需要抓住機遇轉型。陸海大通道是國際大通道，如果把歐亞大陸很好地互聯互通起來，將會產生“1 + 1＞2”的效果。以前改革開放，我們更多做的是貿易，做的是加法；現在更多是做投資，做互聯互通，做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