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服使人區別于禽獸，衣冠的豐富多彩，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從毛皮樹葉，到麻布，到絲綢，再到棉花制品，伴隨衣冠的升級，尤其是棉紡織業的現代化，文明被不斷推向了更高的階段。

無論中西，工業文明的啟動都和紡織業有關，工業革命即始于蒸汽驅動的紡紗機。同樣，中國的紡織產業自誕生之日起，就見證著國家的榮辱興衰。

中國是全球工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具體到工業小類，達到了666個。在國際貿易博弈的特殊時點，每一個門類都可以說對群眾就業、經濟安全等關鍵問題具有重要價值。它們，一個也不能少。

夾縫中求生

鴉片戰爭時，曾有英國資本家預言：“只消中國人每人每年買一頂棉織睡帽，不必更多，那英格蘭現有的工廠就已供不應求。”

英國發動侵略戰爭，目的除了販賣鴉片，也在于傾銷棉紡織品。

屈辱近代史上中國簽訂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迫使長三角地區向列強帝國主義打開了上海和寧波的門戶。西方經濟侵略破壞了中國幾千年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也導致長三角初具資本主義雛形的手工紡織業解體。

1840年，英國輸華棉紗、布貨值為327137英鎊。到1856年，這一數值已上升到1544235英鎊。前后比較，增長達4倍以上。

英國貨物中棉紡織品占50-82%，機織洋紗、洋布的價格只有中國梭布的三分之一，低價傾銷致使棉花折本、蘇南布市消解大半。手工紡織業發達的松江、太倉兩地淪落至無紗可紡的境地。時有記載，蘇南“小民生計維艱，無瓦全之理”。

為阻擊“外貨堆積”，1890年李鴻章在上海楊樹浦創建了機器織布廠（俗稱洋布局），這個中國歷史上第一家的棉紡織企業是清王朝洋務派面對西方列強企圖“自強求存”的產物。

在巨額戰爭賠款和巨大軍費開支之下無力官營的清王朝還開始借民間力量辦廠，間接推動了長三角棉紡織業的興起。此時，上海有振華、同昌、德大，無錫有振興，常熟有裕泰，江陰有利用。“民營官股”的形式也開始出現。張謇在南通開辦的大生紗廠就有兩江總督張之洞以官方紡織設備入股。

然而，剛剛萌出芽頭的民族工商業卻又遭遇到了日本的沖擊。

中日甲午戰爭后，清王朝簽訂《馬關條約》，不僅在長三角增開蘇州、杭州為商埠，還允許外國在通商口岸開設工廠。帝國主義列強對華經濟侵略由商品輸出轉為資本輸出，日本開始染指中國市場，在上海等地大量開設紗廠，民族紡織業的發展受抑。

而后八國聯軍侵華引發的動蕩和庚子賠款的經濟打擊，更使之后六年時間內全國再無一家新廠落地。

1912年以前，民族棉紡織業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區域艱難成長，70余年共計建成紗廠23家。其后一戰爆發，入侵列強自顧不暇，民族工商業在全國范圍內普遍迎來黃金發展時期。

1896-1910年長三角新開華商紗廠簡表

由于歐洲戰事對棉紗消耗劇增，導致輸入進口棉紗布數量銳減、出口棉紗布銷路大開，民族棉紡織業得以迅猛擴張。1920年到1922年3年時間內建成的民族資本棉紡織廠超過戰前20年里全國紡織廠的總和。

這段黃金期內，長三角地區新建的紡織廠占全國總數的一半以上，繼續領跑民族棉紡業發展。上海成為近代棉紡產業發展最集中的地區。榮宗敬、榮德生兄弟創建的申新紡織公司注冊的“人鐘”商標成為中國品牌史上第一個民族紡織品牌。長三角其他地區的棉紡織業也得到了長足發展。首創近代民族紡織工業的南通大生紗廠還獲得了美國舊金山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工藝館金獎。

1915年，日本提出妄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遭到全國人民團結抵制，日貨銷售被抑。在此基礎上，五四愛國運動又進一步助推了民族企業的發展。近代企業家陳萬運等人在1912年于上海創辦的三友實業社就在此期間迅速崛起，生產的“三角”牌毛巾完全打破日本“鐵錨”牌毛巾在我國市場的壟斷地位，并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將這一橫霸我國毛巾市場50年之久的日本品牌一舉趕出中國市場。

上海三友實業社“三角”牌商標

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好景長不了。

一戰結束后，以日資和英資為首的帝國主義勢力重新侵入中國市場。大量進口紗布涌入，原材料棉花供不應求，民族紡織業在“紗賤花貴”的攻擊下陷入困境。僅上海一地，停夜班、減運轉的紗廠就有9家，轉租、改組或出賣的達30余家。

小說《子夜》中，號稱“三先生”的上海實業家吳蓀輔開辦了洋絲織廠和洋火廠。諷刺的是，他本人抽煙用瑞士造的火柴，其家中女眷只穿從巴黎遠道買來的洋裝。書中如此描述當時以三先生為代表的民族織造產業的矛盾境地：“中國絲到了外洋制成了綢緞，依然往中國銷售。杭州十個綢機上有九個用的日本人造絲。一面國絲無銷路，一面本國織綢反用外國人造絲。本年上海輸入的日本人造絲就有一萬八千多包，價值九百八十余萬大洋。”

產業的生命勢必跟隨著國運的走勢。在日貨擠兌之下，民族企業已奄奄一息，如強弩之末。盧溝橋一聲槍響，近代民族紡織業在國家危亡中也進入了黑夜。

直到新中國成立，國家專設中央人民政府紡織工業部，將紡織業當做開國初期“一五”建設最重要的一個工業部門，全國各地轟轟烈烈建“紡織城”，這個在民族屈辱中誕生的行業才終于迎來了興旺。

全球化大變局

百年之后，進出口易形。世界貿易組織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紡織業出口產值約為1100億美元，是世界第一紡織品出口大國。

不過，那些曾經制定全球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們的有色眼鏡和傲慢姿態不曾隨時而變。日新月異的是中國，他們花樣翻新的卻只有打壓的手段。

早在1982年，美國就對我國滌棉印花布和棉毛巾采取反傾銷保護措施。2007年，美國又針對長三角熟絲發起反傾銷。中美貿易摩擦中，美國宣布對幾乎涵蓋我國向美出口的所有紡織產品類目加征25%的關稅，涉及金額約450億美金，紡織業成了貿易戰中的重災區。受此影響，2018年長三角地區紡織品出口總額僅為395.5億美元，同比增幅下降6%。

百年變局，多事之秋。前腳中美貿易爭端還沒消停，還熱乎著的新疆棉花事件又一次將棉紡織業推到了博弈的前臺。

H&M等若干外企在臺前，良好棉花發展協會（BCI）為幕后推手，對中國的棉紡織業發動了惡意攻擊，來者不善。

在BCI上海代表處的回應中，“迫于各方面的壓力”這一句值得細品。

誰的壓力？

2019年以來，美國媒體開始拿“強迫勞動”反復敲打BCI，質疑其在棉紡職業標準上的公信力。2020年，美國農業部成立“美國棉花信任協議”，要求所有美資企業使用美版“認證系統”和“供應鏈追溯系統”。

BCI總部此次寧可損失會費收入“自斷手腳”“自砸招牌”，顯然是為了迎合美國的訴求。然而BCI放棄公正原則的下場是被“過河拆橋”。美國對其顯然存了取而代之以主導棉紡業國際規則和秩序之心。

這一番折騰，美國的好處在哪？

新疆棉花占全國棉花產量的85%，其中良好棉花占比15-18%。BCI此番暫停認證，意味著每年中國棉紡織業須從國外進口40-50萬噸良好棉花，以保證留存那些要求良好棉花認證的客戶。而美國是我國最大的棉花進口來源國，占全部進口量的45%。

昔年石油進口價格攀升至100多美元一桶的高昂代價和如今芯片進口被卡脖子的慘痛經歷都證明，不能自給自足、依賴進口原材料的制造產業必定步履維艱。如果新疆棉花信譽受損，導致能產卻不能用，勢必影響中國對棉花的議價權，下游紡織業出口將因成本增高而再次競爭力受損。美國作為棉花出口國，卻可以坐享價格抬升和銷量大漲的雙重紅利。

之所以說是政治污名，是因為此次西方不單純是在經濟利益上展開爭奪，同時還裹挾著地緣政治上的攻擊。

新疆50%以上的農民種植棉花，其中少數民族占70%。棉花是新疆農民，尤其是南疆和田、阿克蘇、喀什、克州等維吾爾族聚居區地區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植棉收入占農業總收入80%以上。棉紡產業則帶動當地近60萬人就業。

可以想見，新疆棉花遭受莫須有的罪名對當地經濟造成的傷害，會進一步對地區穩定、民族團結和國家安全造成威脅。

用虛假言論與政治性議題干擾破壞國際貿易，成全美國的一石三鳥，BCI開了非盈利組織充當國際政治博弈打手的壞頭。

可惜潔白的棉花，卻成了被打上陰影的犧牲品。

產業轉移出國？

長三角南部是中國紡織業重要集聚區，擁有中國2/3的紡織產業基地和特色鎮，產值占全國紡織行業規模的1/3以上，出口則占全國總量的1/2。此外，該地紡織裝備先進，擁有強大的紡織機械制造能力，人才資源雄厚，產業鏈完整。

目前，江蘇和浙江兩省已形成專業化集群分布特征。

在浙江，紹興市區和紹興縣以化纖及面料生產為主、上虞以棉紡織為主、嵊州以領帶為主、諸暨以襪子為主、新昌以毛紡和紡機為主。

江蘇則已擁有近30個紡織服裝集群，產業鏈體系完整，中小企業集聚效應顯著，如常熟的服裝板塊、江陰的毛紡板塊、吳江的絲綢板塊、張家港的毛紡毛衫板塊、海門的家紡板塊、常州武進的織造板塊。此外，江蘇還有一大批“一鄉一品”的特色鄉鎮，如休閑服裝名鎮海虞鎮和沙家浜鎮、毛衫名鎮橫扇鎮和新港鎮、織造名鎮湖塘鎮、家紡名鎮三星鎮和川港鎮、織造布名鎮支塘鎮、絲綢名鎮盛澤鎮等等。蘇州、無錫、昆山等地還相繼興建了規模巨大的服裝城，形成了較強的紡織服裝產業集聚效應。

但隨著上海、蘇南和浙江地區的人力資源成本上升，土地、水電費用高企，生產要素價格持續上漲，產業升級需求迫切。生態環境保護的訴求也日益凸顯。為了打響“藍天保衛戰”，2018年底前杭州關停包括印染在內的144家重污染企業；常州大量紡織企業停產限產；柯橋紡企受到地毯式排查，47家被責令停產；嘉興則有7家紡企登上環保黑名單。可見，傳統紡織產業向后發“經濟洼地”地區轉移已成必然。

紡織廠污水

問題是，轉到哪里？

在國內，選項有蘇北、中部和新疆。

蘇北位于東部沿海，交通相對便利，人力成本較蘇南低廉，還擁有一定的紡織業基礎。此外，蘇北是江蘇乃至全國重要的棉花生產基地之一，2007年蘇北棉花產量為13.35萬噸，是蘇南的3.3倍。

但是，蘇北也面臨著環境污染之殤。作為紡織業重頭環節的印染產業存在嚴重的水污染威脅。隨著蘇北各市也大幅關停和轉移污染企業，紡織產業在蘇北更多采取了企業進專業園區和通過南北掛鉤共建園區進行產業轉移的模式。

新疆是中國最大產棉區，就近生產可省運輸之費。國家也從地區維穩和發展、改善民生的角度積極推動紡織援疆促就業。2015年時，甚至有了“新疆每開出一錠，內地就要關停五錠”的說法。但新疆有水資源嚴重短缺的天然硬傷。平均降水量只有全國平均水平23%的地區，難以發展紡織產業鏈延伸中最關鍵的印染環節，水從哪兒來、往哪兒排都是棘手問題。

中部安徽、湖南、湖北和河南都是產棉較多的地區。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武漢和鄭州交通轉運便利。“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間，安徽和河南都提出積極承接長三角紡織業轉移。當下，鄭州商品交易所期貨市場流通著我國1/3的棉花產量。“鄭商所價格”是全球棉花價格的重要指標和參考依據，為我國保護棉花產業鏈、拿下棉花定價權立有汗馬功勞。這也是此次新疆棉花事件中美國刀鋒所指的深層要害所在。

鄭州商品交易所

產業轉移出國，主要是東南亞和印度等地。

近年來，東南亞承接中國紡織業轉移的聲音不少，理由主要在人力、水電、稅收優勢。越南的用工成本只有中國的2/3，柬埔寨工資只有國內的1/3，東盟的棉花進口成本則比國內低了3000元/噸。

印度則一直虎視眈眈。在美國對我紡織品提高關稅之時，印度宣布禁止從中國進口絹絲，以減少對華紡織原料依賴。其時，很多印度行業人士認為可即將從中國手中奪到低端紡織業這塊“肥肉”，春天轉眼就要到來。

然而美夢沒做長，大量因為疫情而無法在印度正常生產的訂單就悉數流到中國，甚至有部分企業直接赴中國采購。連“見多識廣”的中國紡織業都為訂單數額之大沸騰。

2020年一場全球疫情，使企圖“補刀”的印度丟了大臉，也讓很多中國人清醒過來。

當口罩成為“硬通貨”，為什么只有中國可以馬力全開，一個月內產能擴大4倍、日產突破1億只？

擁有世界最完備的產業結構和鏈條成為了中國人的自豪。不同產業間業務共通又有分工，共同促成了迅速調整生產、重組產業鏈條的跨界奇觀。

以為原材料不重要？一塊熔噴布可以難倒英雄漢。

以為紡織業不夠高大上，趕緊打包轉出國？童裝生產企業復工3天可以制作600套防護服。

當美國因為產業空心化導致大量失業、貿易逆差逐年攀高的時候，當意大利蘭博基尼只能手工縫制“奢侈口罩”的時候，那些曾經“信了邪”的人就可以看見歐美如何用“產業轉移出國來倒逼升級”忽悠瘸了自己，也可以看見這些國家想要制造業回流而不能的窘迫。

從棉花到紡織，從原材料、低端到中高端，中國41個工業大類中207個工業中類、666個工業小類都要整整齊齊地留在本國的土地上，一個也不能少，誰想奪想毀也不讓。